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陶瓷业盛况，以及顾景舟早年随郎世荣在沪学习、从事仿古紫砂的经历。他在激烈竞争与严格要求中不断磨炼技艺，逐渐形成精湛的制作水平，最终成为卓越的紫砂艺术家。
20世纪20至30年代，宜兴的实业界人士和上海的一些工商业者，在宜兴、上海、无锡、天津和杭州等城市开设专营陶瓷的商店，如铁画轩陶器公司、吴德盛陶器公司、利永陶器公司、陈鼎和陶器公司、葛德和陶器公司等。开在上海的商店公司，经营紫砂壶时，自家不产壶胚就到宜兴买胚，然后拿回来进行装饰加上款记出售，或请宜兴当地的紫砂艺人到上海的公司后场制作。
20世纪30年代上海经济繁荣，古玩市场生意奇好，一些商店、公司为了追求更大利润，干脆聘请高手仿古做旧，冒充古董出售。例如铁画轩陶器公司，创办人为刻瓷名手戴国宝，他以铁针在瓷器上镌刻书画出名，故号铁画轩。他后来改刻瓷为刻陶，在宜兴买胚以后，在自己的工场加以纹饰，印记是“铁画轩制”阳文篆书，外围圆框或方框，又有“戴氏”方印，自署“玉道人”、“玉屏”。当然以他店号为名出售的紫砂器上，可能还有其他陶工、刻工、公司或是店主等多个印章和铭记。当时向铁画轩供应素胚的有蒋燕亭、程寿珍、吴云根、陈光明等人。再如吴德盛陶器公司，该公司开设在宜兴县城，店主叫吴汉文，靠买壶胚自己装饰、窑烧经营，他能亲自操刀在紫砂陶上镌刻书画，署款“歧陶”、“企陶”、“潜陶”，还有署刻漱石、岩石、石溪、友石、缶硕、淦庭、北岩、耀庭等，为其他雇佣的刻字先生装饰印记。“吴德盛”有自己的注册商标，为一圆形图记，阳文四字楷书“金鼎商标”，中有一鼎，小篆“德盛”二字。
1936年，一个叫郎玉书的古董商从上海到蜀山来挖掘人才，在他所聘请的人中有早就出名的王寅春、裴石民、蒋燕亭等人，二十出头的顾景舟因为技艺出众也被相中，被带到上海朗氏艺苑店中常年从事仿古做陶，月薪六十块大洋，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薪水。其时，疼爱他的老祖母刚刚过世不久。远赴上海做陶，是顾景舟紫砂创作生涯中具有转折意义的经历。
顾景舟第一次踏进十里洋场上海，东方大都会的光怪陆离，给这位来自农村的青年以强烈的刺激和异样的新鲜。相对于封闭的宜兴农村，这是一个文化开放而又多元的环境，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竞争和尔虞我诈的地方，因此眼界为之大开，知道什么是商品社会，什么是生存需要，如何与人交流，如何立足于社会。
朗氏艺苑雇佣了许多紫砂名手，形成了一个小环境的艺术氛围，顾景舟身在其中，耳濡目染，强烈的竞争大大的激发了他的上进心。同时，有机会亲眼目睹和接触到古董商提供的明清两代的传世紫砂精品，并可朝夕相对，这在偏远的农村是不可能有的条件。既然要仿制，仿的像、仿的真、仿的活，就必须悉心研究，揣摩他们的造型、制作手法，分析其精髓，无形中也就大大提高了仿制者的眼光和手艺。由于古董商对于利润的追求，也常拿一些绘好的壶稿让他们仿制，这些画稿上多有仿冒明清两代名家的署款和印章，客观上大大提高了实际操作者的造型能力。因此在上海的磨练，使顾景舟的技艺突飞猛进，艺术素养和鉴赏能力都得到很大的充实和提高。
顾景舟聪慧，是位立志高远的年轻艺人，在制作仿制中，他既追求形似更追求神似，每做一器必在反复揣摩后再精心制作，因此所仿作品与传器本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期间他临古摹制过明代时大彬、供春和清代陈鸣远、邵大亨等人的作品，如壶底款识“生莲居大彬”的高僧帽壶，把下刻款“供春、印壶叟”的供春壶，陈鸣远款的龙嘴凤把壶和竹笋水盂壶等。由于他的仿制水平极高，工艺精湛，上述陈鸣远款的两件作品，后来辗转流入故宫博物馆，作为陈鸣远的传器被收藏，直到几十年后，他为故宫博物馆做紫砂器鉴定时才发现其实是自己的作品。
对于一个积极上进渴望提高技艺的陶艺青年来说，这种仿古的形式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至于冒用先人的印款去谋取商业利益，那是古董商郎玉书的事，顾景舟及其他被聘人员都是身不由己的被动者。
顾景舟晚年，美国学者谢瑞华女士和香港中文大学黎淑仪女士曾问道他年轻时在上海从事紫砂仿古的经历，他不无自省的说：“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但还是有制作者的再创辉煌。”
本文内容取自 “徐秀棠 山谷 著 《紫砂泰斗 顾景舟》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3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