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紫砂行业复苏，顾景舟积极参与筹建蜀山紫砂工艺社，担任技术辅导员。他打破保守思想，毫无保留带徒授艺，对学员要求严格且教导有方。经他培养，众多弟子成为工艺美术大师等杰出人才，授徒期间他心态平和，其“啜墨看茶”闲章是心情写照，1956年获“老艺人”称号。
战争和社会动乱使紫砂行业受到重创，曾经有过六七百人的紫砂从业队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只剩下三十余人。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拨款扶持紫砂生产，使紫砂业从绝境中渐渐复苏。1954年，国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和城镇到处组织起互助组和合作社。
顾景舟响应人民政府号召，积极参与隶属于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的蜀山紫砂工场的兴建筹划工作，把紫砂艺人组织起来，参加集体生产，筹建初期人数为五十九人。
1955年10月，蜀山紫砂工场单独成立了蜀山紫砂工艺社（后易名为宜兴紫砂工艺厂），顾景舟任工艺社生产理事委员兼技术辅导员，负责紫砂工艺班的招生和技术辅导的工作。他与朱可心、蒋蓉、任淦庭、裴石民、吴云根、王寅春并称七位老艺人，任技术辅导员，人称顾辅导。
为了筹建合作社，完成一个从个体艺人到“公家人”的转变，顾景舟把家从上袁村搬到了蜀山。说是家，其实只是他一个人，一只藤箱，几件衣裳，更多的是书籍随行。他临时落脚处是徐祖纯家，其后在娘娘庙、陶业公所、潘家祠堂、蜀山大桥桥堍紫砂门市部楼上、工厂、毛老二家、紫砂新村等地方居住过，连八家口宿舍也栖身过。据顾景舟的儿媳吴菊芬回忆说，顾老生前曾屈指计算过，他一共搬了十六次家。
工艺美术大师汪寅仙在20世纪的60年代初，曾经和顾辅导同住在毛老二家一栋简易筒子楼里，顾老在楼下，她在楼上，目睹顾辅导家的简陋，可谓家无长物，一张四尺宽的架子床，几只木箱和几张凳子，最起眼的是一张九屉写字桌。
即便后来他的居住和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他的生活状况也没有多大的改变。现今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周桂珍和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张红华，在蜀山蠡河旁边的旧屋中见到的师傅房中的情景，也只是一锅一灶，一件台子，二盏灯，房屋中间隔着一道木板墙，里面是一张木床、一张书桌和一把靠椅，书桌上摆着笔墨。
从他居无定所的辗转过程，可见当初合作社创办时的艰苦情景，以及他身心投入的精神状态。对新中国重振紫砂业，他由衷地高兴，并积极投身其中，正如他后来所总结的那样：“当时的紫砂社只是小船，现在已成了巨轮。在这艘船上，我撑过篙，摇过橹，拉过纤，掌过舵……”
的确，他为了工厂的兴旺发达而操心，绝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他推敲工具的合理性，推广合理的工艺流程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砖瓦结构的车间内窗台应该多高才有利于通风和采光；放坯的铁架上面放坯下面放模型，宽厚高低如何，才能既方便顺手又充分利用空间；车间与车间之间的间距，栽种的花木品种是否有利于车间内部的保暖保湿；板凳的高低关系；工具架如何摆放才能既方便又采光好，等等，他都反复推敲，亲力亲为，可谓殚精竭虑。
紫砂工艺社为了发展生产，必须招收学员扩大生产队伍。首批招收的工艺班学员有二十六名，分在各位老艺人门下。跟从顾景舟学习的有李昌鸿、沈蘧华、高永津、鲍秀霞、许璇（1956年离社报考学校）和束凤英等。在其后不久的1956年11月招收的第二批工艺班学员中，曾随吴云根学艺的高海庚、王亚杰、史济华、王洪君四人又转到顾景舟门下学艺。紫砂工艺厂两次招收学员共六十一名。
从招收有文化的青年艺徒的情况看，那种“宁可抱子投河，不让子女学‘紫砂工艺’”的旧观念已彻底消除了。顾景舟和其他老一辈的艺人破除了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同行进门招呼打，藏起泥坯聊空话”，即怕人家学到了技巧，自己没饭吃的保守思想，积极带徒授艺。作为创业者之一的顾景舟身体力行，他常引用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话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打破沿袭几百年作坊式的封闭型的机械培训方式，采用新的教授方式，不仅教授怎样做，还教授为什么这样做，将自己特有的文学艺术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他的徒弟，为学徒分析历代紫砂陶艺的精华及其得失，抓住要点，进行技艺示范传授。
他常说：“能做壶没有什么了不起，拿得住最厉害。”“造型在心里，需要用手反映出来，就要千锤百炼。可能壶身只要一天功夫，而嘴和把却要做三天，要用心赋予壶，把心中理想的模样和独特气质表现出来。”
对待学员，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干活，要把气势做出来，细不细是另外一回事。只有造型掌握好，才能做细。”这实在是做好陶艺的金玉良言和至理名言。
在实际教授操作中，他对于传统的坚持及授徒的严谨是出了名的。他要求每个学员每做一件作品，对于所要使用的工具，在下手前就依次摆放到位，实际操作时，左边的工具左手拿，右边的工具右手拿，用完后则依次原样摆回，井然有序，并说这样做才不至于事到临头而手忙脚乱、无所适从、丢三忘四。如此这般，开始可能有些不习惯，别别扭扭，久而久之就会习惯成自然，就会有利于技艺的提高，也同时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在谈及顾景舟的工作状况时，许多被问及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看顾辅导做生活，仿佛是种艺术享受，只见他准备工作充分，工具依次排开，用过一件放还原处一件，绝不错位，做活利索，潇洒干净，打泥片，几下就是几下，轻重舒缓，准确到位，不拖泥带水，干完活泥凳上不留一点泥。
他以自己的工作经验要求跟他学艺的年轻人在基本功上锤炼，做到扎实、深入，不浮华，从选泥捶泥开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苦练过硬本领，不能有丝毫的偷懒和懈怠。
中国艺术研究院陶瓷创作室主任高振宇在顾辅导身边学艺多年。他回忆说，在开始跟顾辅导学艺的时候，顾辅导只让他每天扫地，然后他拄着拐杖走过来检查，说高振宇心不静。高振宇多有不解，扫地跟做茶壶有什么关系？他便解释说，扫地要一条帚一条帚地扫，有起头落笔，下去轻，扫起来要用力，要从里到外，洒水要匀，不匀就容易沾条帚，洒水后过几分钟再扫，浮灰就扬不起来，这是扫地的基本功，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基本功。顾景舟教高振宇做的第一只壶是圆珠壶，他说如同永字八法一样，这也有最基本的八种方法，必须一一学起，直到熟练掌握。
葛陶中先生也回忆说：“起始顾老要我捶泥，一团泥整整捶了三天。为什么？就是要锻炼正确的姿势和用力方向，用韧劲而不能用蛮力，识别挤掉空气的熟泥的成色，从而掌握从生泥变为熟泥的全部要领。”因为初学，许多东西不理解，他则要求照着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允许有一点偷懒。
再以打身筒为例，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李昌鸿回忆说，“他要求转几圈必定要几圈，多一圈都不行。他下达规定后，有时我背对着他打身筒，他从我拍打的声音就判断多了还是少了，常常喊：‘昌鸿，你多敲了几下啦！’”
他重视从理性上去分析原理，为了让学生能尽快掌握造型分析，除了讲授工艺流程，从工具制作到紫砂造型的完善，点、线、面的组合运用等，还讲解紫砂陶发展史，并结合前人的作品做讨论，研究其精华与不足之处。他还向学生们介绍当时不易见到的《美术年鉴》、《书法大成》等书刊，陆续举介《随园诗话》、《菜根谭》、《芥子园画谱》、《点石斋画报》等，扩大学员们的文化视野。
他教授徒弟要求甚严，常对学生说，光靠老师的传授不行，要靠自己去琢磨、领会。因此，除了规定的作业要按时完成外，每制作一个作品，必定要求学生做笔记，并养成习惯，隔三岔五互相交流学习心得，谈体会，砥砺切磋。
他与徐祖纯的关系非同寻常，除了教授徐汉棠外，对随任淦庭学习陶刻的徐秀棠也给予多方面的关心和指导，要求他背诵唐诗与《古文观止》，送给他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木刻阁帖版本，这本习字帖成为徐秀棠的第一本临摹碑帖，并陆续让他接触和了解关于紫砂陶的诸多古籍，如《阳羡茗壶系》、《阳羡名陶录》、《阳羡茗壶图录》等。
进紫砂工艺厂学艺的学员绝大多数只有初中、小学文化程度，顾景舟以自己为例，对他们说：“我从不为自己未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而自卑。我能把茶壶做到最高水平，假如叫我去造飞机，或搞科技，我也能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去研究，去动手，一样会钻研出名堂来。”言谈之中，充满了自信，更主要的是激励学员不要妄自菲薄，要立大志，向更高目标迈进，努力造就自己，为国家和民族多做贡献。这是十分难得的境界。
他倾心培养人才，手把身教，要求虽严，但毫无保留。据后人回忆，无论他站在哪个徒弟身后，那个徒弟都会慌手，倒不是担心会被打骂，而是肯定有了什么不对的地方。看到学员不合规范的操作方法时，顾辅导会亲手示范并要学员限时改正，若不能及时改正，他会大起嗓门骂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周桂珍回忆道：“当时只要顾老在场门口出现，所有的人会感到紧张。因为他对成型操作的手法、工艺程序、坐姿、泥凳的干净整洁等要求严格，毫不留情。”李昌鸿先生提到，他的夫人、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沈遽华在跟顾辅导学艺时，有好几次被批评得直掉眼泪。
从严要求的结果，顾景舟的弟子个个都有相当出色的业绩，其中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汉棠、李昌鸿、周桂珍，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沈遽华，江苏省陶艺大师吴群祥，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潘持平和葛陶中等。
授徒期间，也是顾景舟心态比较平和、自然的一段时期，他读书写字，在砚池墨海边徜徉，上班工作时则品茶授课，看弟子们在泥凳上用功。当学员们松懈精神，他常常会吼一嗓子，来段《盗御马》、《四郎探母》等，让疲乏的学员们精神振奋起来。有时休息间隙，兴致高时，他还教徒弟高海庚和李昌鸿哼几段京戏。这段时期他用在作品上的闲章叫“啜墨看茶”，这四个字实在是他心情最确切的写照。
1956年，因其杰出的成绩，顾景舟被国家授予“老艺人”称号。这个称号，在建国初期的工艺美术行业中是最高荣誉。
本文内容取自 “徐秀棠 山谷 著 《紫砂泰斗 顾景舟》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3年4月第1版”